第三方医学检验市场崛起的中国力量中国科创力
发表时间:2019-08-12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是中国科创板和注册制的设立之年,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的实施之年,也是2021-2035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的启动之年。

  站在新征程的起点回望过去,我们看到了中国科创事业发展背后崛起的力量。他们是科学家,是企业家,是投资人。他们用理性的研究、商业的眼光和前瞻的判断,在不远的过去预知中国科技发展的现在,使之成为现实;洞悉中国科创事业未来,并为之不懈努力。

  为传承时代精神,全景网隆重推出年度策划《中国科创力量》,紧抓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中国科技创新发展主线,通过科技创新前线不同参与者的视角,全方位呈现中国科技创新行业的发展历史、趋势、现状和前景,凸显各微观个体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作出的贡献,探索中国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从科技大国到科技强国历史目标的可行性路径。

  本期《中国科创力量》走近世界首例SARS患者尸体解剖者、中国病理学专家丁彦青,华银健康创始人、总经理黄春波和医疗健康资深投资人、高特佳VC主管合伙人王海蛟。

  他们见证并记录着中国病理学科及第三方医学检验市场的萌生、发展和壮大;他们跨界合作,碰撞思维,践行“互联网+病理”、成长式“病理+”模式的中国构想与方案;他们为中国第三方医学检测行业由弱渐强和中国病理学科逐步走向世界舞台贡献智慧和力量。

  全景网:您在中国病理界被尊称为“南丁”,您最初如何结缘病理?又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坚守病理教学研一线多年?

  丁彦青:医学大学本科生接触的第一课就是解剖学,了解人体的结构。1972年大学毕业工作分配,大部分人都要到解剖去。我当时耍了个小滑头,说我福尔马林过敏,实际就不想去做解剖教学工作,因为解剖是一个非常固定的东西,200多块骨头是不会变化的,能够变化的是病理。例如当炎症感染的时候,可能有肌炎发生。这个肌炎怎么发生的?除了病因,机制是什么?将来又怎么发展?我觉得这个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病理学。

  刚开始用显微镜看东西的时候,我一个下午就看一个细胞,大概六个小时,就是坐在那死盯着那个细胞。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显微镜下的世界非常丰富,各种形态变化。选择这么一个学科,一干就干到50年。

  病理学科是干什么呢?病理学是研究疾病发生发展,探讨病因以及发病机制和临床转归的一门科学。这门科学介于基础和临床之间,所以这个学科又叫桥梁学科。

  CT也好,磁共振也好,各种检查也好,都不能给疾病定论,唯一能给疾病定论的就是病理诊断。每一种疾病的诊断,包括现在的精准医学,精准治疗,都需要病理诊断。病理诊断是医院医生进行治疗的一个依据。

  全景网:您是世界首例SARS患者的尸体解剖者,能否和我们回顾下这个过程?请问病理学科在当时的诊断过程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丁彦青:首例SARS病人死亡后,中国国家领导人都非常重视,说要找出它的病因。中国卫生部提出来一定要做尸体解剖,实际叫病理解剖。这就是病理的问题。这个解剖由谁来做?当时我们是部队系统第一军医大学,我作为学科主任,首先上台。那时候传得很凶,传染性非常之强,传染后死亡率非常之高。我就带了三个助手,做了第一例实施。当时穿了三层纸的手术衣,戴了两层纸的口罩,没有特殊防护。

  第一例尸解做完之后,我很快速进行显微镜观察。当时国家已经在报纸上和内部电文上都已经通报了,说非典型肺是由衣原体和支原体引起的。做完尸体解剖第三天,切片就出来了。显微镜看,肺里的改变非常特殊,很像病毒感染。根据我们病理基础知识,病毒感染的损害表现肺的坏死,而且我们可以找到病毒颗粒。

  我说这是病毒感染,而不是衣原体和支原体。这么一说就炸了锅了。因为中央都宣布了,卫生部门宣布的,报纸登的到处都是,说非典是衣原体支原体。南方医院的丁主任不同意这个观点。衣原体的传染性没那么强,病毒感染就非常强,而且治疗方式是不一样的。3月27号,中央卫生部通知我去汇报。

  实际上(全球)最早是我们提出来病毒感染。当时三天三夜没有睡觉,就赶了一篇中英文的文章投到The Journal of Pathology。没有任何改动,包括英语的什么修饰都没有改正,马上就登。就加了一个a report from China,就是来自中国的报道。

  丁彦青:现在病理在全国整体来讲是发展比较滞后,病理医生缺口大概是在13万人左右。另外,基层医院没有病理科,就是没有精准诊断。医院的病理科室也是一样,建设比较薄弱,还没有认定标准。训练一个病理医生培养周期长,一般需要八到十年的时间,门槛高、待遇低,很多人不愿意从事病理医生的工作。这就是现在中国病理专业存在的发展问题。怎么办呢?那就必须要集中力量发展第三方,香港最快开奖现场直播,由第三方集中病理医生做好病理诊断。

  尽量各方面发展仍相对滞后,但中国病理这几年发展速度比较迅速。我二十年前就到国外去参加世界病理大会。那时候几乎没有中国人。去年中国病理专门派了一个代表团,展示我们中国病理发展的状况,美国人都感到吃惊。弱势的中国病理现在逐渐地在走向世界舞台。

  丁彦青:我们学科全国排第一第二。校长告诉我,他说老丁你有剩余力量,可以做一点社会工作,就是让我们做一个病理检验公司。我说可以,但是我没有本事拿执照。刚好黄总(黄春波)来找。有一次在湖南长沙开会,他突然找到我,说要跟我合作。我根本不认识,而且我也不想理他。那时候好公司很多,找我们的人也多。我说我现在不谈这事。黄总这小子就锲而不舍,跟着你,一直要跟我谈。找一个咖啡厅在那坐,我说你想干什么?他说我有个公司,有一个执照,我想跟你合作。

  黄春波:我们2000年在万孚生物的时候,已经开始想做ICL(第三方医学检验实验室),当时也在启动了这个项目,我去美国以后项目就暂停了。当时国内还没还没有第三方。到2004年我回国的时候中国也很少,2009年我们做的时候其实全国的行业也不多,12年、13年以后就多了。我们是从南方医科大学合作开始,刚刚开始是跟学,同行业也都是外送检验为主。到后面我们和南方医科大学合作,就开始派教授到医院里去共建。

  全景网:华银健康的病理发展从外送到共建再到成长式服务,这中间有怎样的路径演变?

  黄春波:我们与医院合作共建不久之后,就碰到瓶颈了,因为没有那么多教授,2012年,3G刚刚开始,网络也慢慢好一些了。我们就想能不能通过网络去解决教授派不出去的问题。在中国3G刚刚起步的时候我们就很有幸做了全世界第一次用互联网的手段,去发病理诊断报告的事情。到现在为止,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事情。因为我们是先行者,现在中国一直强调知识产权,在这块我们是有知识产权的。在小的行业里,用互联网的方式改变整个行业的业态,减轻了中国病理医生缺的问题,而且把大的医院的专家、病理医生的水平服务到中小医院去。

  我们的模式主要是帮助二级医院或者是小的三级医院,需要病理科的医院帮助它的病理科的成长,满足临床的需求。这方面我们不光是发报告,而且我们还帮助临床的成长,帮临床把手术质量提升。

  我们采取成长式的模式,和医院一起成长。到现在为止,合作这么几百家医院,我每去一家医院,院长都请我吃饭。和跟公司合作,一般是没有院长买单的。但每次去,我都提要求。然后我每次都讲同样的故事。我们华银跟你合作,是帮你医院提升质量和价值的。通过我们的合作,你们医院的临床收入可以从1个亿变成2个亿甚至3个亿。临床医生的水平也提升了你的患者可以留在当地解决问题。这样子对病人也好,对医院也好。这是一个多赢的事情。

  黄春波:医疗是个民生行业,他跟政策相关性很大。国家医疗体制改革,分级诊疗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政策、市场双重驱动,会把原来是医院做的慢慢就变成是我们第三方ICL做,也就是整个行业的一个国际上的发展一个路径。日本现在是国家买服务。像国外第三方买服务医院里面不需要检验科和病理科,这个体量非常大。可能就不是25%、30%增长,可能100倍、200倍增长。我们目前做1000家医院,可能未来你要做2000、3000家医院,那就什么概念?我们可以做体检(量)就非常大了,基本上是以前从来没出现过这种公司。2000、3000家签约病理科是你在运营。从数量到质量规模都是完全不一样。目前我们国内的行业龙头前三大市场占有率好像也只有50%左右。以前没有变局的线%,但永远是头部企业。有大变化的话,它就会整个重新洗牌,从一个小池子换到一个大湖、大海里面去竞争了。现在行业头部可能几十个亿,按现有格局的话可能做一百个亿。国家买服务的话,大企业可能做几百个亿。可能500个亿,甚至做得好可能上千个亿都有。

  黄春波:华银现在对标同行头部企业,体量差距还是比较大。但资本回报率等财务指标以及整体的效益和效率都是不错的。我们这边是有五个实验室。有些第三方是先做实验室,再做市场,我们是做市场了以后再做实验室。所以我们实验室基本上是能够做到一开业就有一定体量的销售额,至少两三千万。

  我们内部在说,我们还有5年时间,准备好大的一个改变来临。在大的变化之前是有好事也有坏事。就是你得抓住机会就变好了,你要抓没抓住没准备好就淘汰。电信发展史从2G开始,华为根本从不入流到慢慢一直往前排,把前面全部干掉成老大了。每干一次都是他的路径选择,团队建设体系建设。

  腾讯发华为都是客户为中心的,产品也是为客户服务的,好的产品能为客户更好地服务。腾讯是抓住产品的概念,华为是以客户为中心。手机是产品,像我们做提供检测也是产品,所以好的产品是最核心的。有产品以后再加上你的好的管理、好的机制,让团队更有效率、更有斗志。

  要建立一个利益共同体,就把大家利益绑在一起,大家一起来挣钱一起分享。通过这种打造一个事业共同体,就大家一起成就的事业。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做一辈子的命运共同体。

  王海蛟:整个第三方医学检验服务这个行业是随着2009年、2010年后在中国才逐渐开始。迪安诊断上市,揭开了这个行业资本化的序幕。这个赛道为什么这么?增速这么高?经过国内外的对比研究之后,我们发现第三方医学检验服务这个行业的确是在全球来讲,具有比较高的市场份额。从美国、日本、欧洲来看,大概都是30%到70%的占有率。为什么?因为在那些国家都是由保险公司来付费购买服务,所以他们就更关注服务的质量和价格。理论上讲,这种检验服务规模越大,成本越低,收费就会越低。所以在那些国家就产生了第三方服务的巨头,像Quest、LabCorp这样一些公司。

  在中国,随着医疗改革的推动,外包出去的检验市场占比会比院内自己做检验市场占比提升。2015年、2016年,中国大概是有97%的检验都是院内自己做的,3%外包,现在也就无非就是提到高到5%。对比欧美来讲,有至少是6倍的成长空间。更何况我们本身的检验服务的总量也提升得非常快。因为我们过去是治疗为主导,对于诊断反而是投入的比较少。随着我们的观念和发达国家趋同,其实更多是需要判断你是什么病,再对症下药。而不是我先治,治一下试试,不行我们再去做一个检测。这样的话,你的诊断服务的量是会整体提升的。

  综合这个因素,我们觉得在一个大概4000亿总额的市场中,每年至少增长10%。这里面独立医学实验室第三方外包这一块市场,我们觉得它增长30%到50%这么一个空间。

  王海蛟:华银健康的团队更多是有点像地面部队创业,是稳扎稳打型的。我一个点做好了,再移植做第二个点,再移植做第三个点。比如他最早一个实验室是广州实验室。做到除金域医学以外的第二,再去做广西实验室。广西实验室现在又是除了金域以外第二,并且很有可能是会超过金域。然后去做成都,然后再去做天津、做南京、做重庆。

  我们既然看好这个赛道是个高增长的赛道,其实最重要的是要跟上增长节奏,提高市场占有率,它是一个长跑的过程。华银我投的时候不到3个亿,第二年到4个多亿,今年大概会到6个多亿。我觉得基本上符合我当时增长的预期。因为我们投资并不是期待着投完之后立马第二年就pro—IPO,这个不是我追求的东西。我追求的是一个好的赛道里,能够获得长期、稳定、可持续的增长和回报。

  这当中肯定是有些小的磕磕绊绊。比如说华银发展可能会保守一些,这当中会需要做一些调整。投资人工作起到一个资源配置的作用,希望把资源配置到该配置的地方。投资人更多的是帮手,是参谋,就是我们是副驾驶或者后排的人,更多地依靠他们。